陈毅在一份报告中曾这么写道：他们（桂军)的战术好，可是纪律很坏，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、四个老百姓的姑娘。消灭他们一个班要伤亡二三十人，消灭他们一个营，要伤亡五六百人，消灭他们一个团，要伤亡近千人，非常吃劲，要付相当代价。
陈毅讲的不是漂亮话，而是一个指挥员在付出代价之后，对敌军特点、战场教训和民众遭遇的冷静判断。
时间要放回1946年8月。全面内战爆发不久，华东方向战事一下子紧了起来。
泗县在安徽东北部，靠近苏皖交界，周围河沟纵横，遇上连日大雨，城外很快变成一片泥水地。泗县战斗通常记为1946年8月7日至9日，参战一方包括山东野战军、华中野战军部队，守城一方为国民党第七军第172师。
当时陈毅判断，国民党第七军占了泗县、五河之后，泗县方向的第172师位置比较突出，如果能把它吃掉，既能打开局面，也能打击桂系主力的气焰。这个想法从战略上看并非没有道理，可真正落到战场上，问题很快暴露出来。
第8师从山东方向赶到淮北，连续行军，部队疲劳，地形又不熟。三湘风纪网转载人民日报文章中提到，泗县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包括连日暴雨、弹药受潮、平地积水很深、部队行军五天后人生地疏、敌情掌握不足、通信联络受破坏等。
陈毅后来提到“消灭他们一个班要伤亡二三十人”，不是在抬高对手，而是在说明战斗成本。一个班、一个营、一个团，看似只是数字，背后都是攻坚中的每一条巷子、每一座碉堡、每一次贴近火力点的冲击。
更让人不能忽略的，是他对桂军纪律的那句评价。战术好，不等于军纪好；能打，不等于正当。
标题中提到碉堡里关着老百姓姑娘，这种说法指向的是守军对民众的侵害。它解释了为什么陈毅在评价对手战斗力时，并没有把“能打”变成赞美。
泗县一战给华东部队敲了重重一记。过去打一些战斗，经验里有“猛冲猛打”的成分，但到了泗县，面对老练守军、坚固工事和恶劣天气，单靠勇敢不够。
攻坚战需要更细的侦察、更稳的火力、更充足的预备队，也需要更可靠的通信和协同。8月8日白天以后，局势越来越困难。
突入城内的部队与城外联系受到影响，后续兵力难以及时展开。雨水把护城河、壕沟灌满，工程器材失效，许多弹药被水泡坏。
攻方虽然打得顽强，但继续硬拼下去，消耗会越来越大。到8月9日，攻击停止，主力撤出战场。
不同资料对双方伤亡数字有不同口径，但共同点很清楚：这是一场伤亡很重、没有达到预定目标的攻坚战。维基页面列出的概况也显示，泗县守军保住了县城，双方均付出较大代价。
1946年10月4日，他在给第8师领导的信中承认，三个月来仗没打好，主要责任在自己，并明确提到“不应打泗县”和“不坚决守淮阴”两个错误。这不是推给部队，也不是推给天气，而是指挥员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
这种检讨很关键。战场失利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愿意承认问题。
泗县之后，华东部队对桂系军队的特点认识更深，对攻坚战的要求也更清楚。后来的宿北、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等战役，能打出不同局面，离不开前面这些沉痛教训的积累。
陈毅这段话的价值，不在于把桂军说得多厉害，也不在于渲染一场战斗多惨烈，而在于它提醒后人：战争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释的。一个指挥员既要看见敌人的强处，也要看见敌人的恶行；既要承认自己付出的代价，也要追问代价从何而来。
泗县战斗留给人的思考，是很现实的。面对强敌，轻敌会吃亏；面对复杂地形，准备不足会吃亏；面对民众受害，军纪问题不能被“战斗力”掩盖。
历史之所以值得反复回看，不是为了重复仇恨，而是为了看清胜负背后的原因，看清纪律、民心和指挥判断在战争中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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